碳中和“出圈”:“倒逼我们下更大的决心”

2021年1月,贵州省六盘水市出现降雪天气。电网员工对输变配电设备开展巡护运维,排查线路杆塔积雪、覆冰、树障等情况。冬季用电需求高和新能源的电力供给低的矛盾正日益凸显。

(新华社/图)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代表委员们讨论的国家决策,牵引着两千多公里外珠三角厂家订单的潮起潮落。最严“限塑令”在2021年正式生效,元旦一过,深圳大街小巷的咖啡厅、奶茶店、连锁餐厅的塑料吸管就魔术般换成了纸吸管、不锈钢吸管。广东东莞虎门镇康源公司总经理江塨汉忙得焦头烂额:2020年底囤的纸吸管几天内就销售一空。

整个1月,他们的供货工厂24小时开工,生产了近1亿支纸吸管。

一位东莞寮步镇的塑料吸管厂老板发现,自己的一线城市客户已经全部流失,他正考虑逐步淘汰塑料吸管生产线,换上纸吸管生产线。“这笔投入会很大,我还在犹豫”。

减塑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向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不只“上热搜”,“为什么要用纸吸管”“极简日记打卡”等关键词也越来越渗入年轻人的生活。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2021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碳出现了7次,并明确提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应对气候变化”也有单独的章节。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TCL创始人李东生……很难将这些商界大佬与“减碳”目标联系起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碳中和建言献策。

互联网企业讨论碳中和并不是“凑热闹”,数据中心是能耗大户,网上冲浪会在云端产生能耗。2021年1月12日,腾讯宣布启动碳中和规划。两会期间,马化腾建议称,科技企业实现碳中和,意义不仅在于节能减排,更重要的是倒逼低碳技术转型。

当地时间2021年3月1日,美国犹他州,“脸书”新数据中心坐落于一座雪山旁。因耗能巨大,互联网企业多将数据中心设在散热好的寒冷地区,甚至海底。 (视觉中国/图)杨元庆则主张,利用大数据平台,推动绿色数据核查与评价。

传统的碳排放计算办法是“自下而上”:基于能源活动、工业、农业、土地利用和林业等领域形成一份排放清单。这种办法实行已久,也有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发、国际通用的一套方法学。但不同机构基于不同口径统计数据,得到的结果有差异。

另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用气象卫星“鸟瞰”地球,通过观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再结合地球科学系统模型反推出观测点位的排放数据。张兴赢建议加大投入,将现有分属不同单位的地面观测站统筹起来,形成天-地一体化、业务化和长期高精度的温室气体科学监测网络。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提出了碳中和促进法的议案,法律界代表委员也将注意力放在立法等顶层设计上。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与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表示,我国已有的法律法规涉及碳达峰、碳中和的内容,但缺乏统筹,立法目的难以协调。她建议先对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进行修订,之后启动针对碳排放的专门法如气候法的立法工作。中国的碳排放中,大部分和化石能源相关,能源改革是碳中和的核心。

在电力结构中逐年上升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寒冬中有的被冻住风机叶片,有的因光照不足导致发电减少。有人认为,需要新建煤电以应付这种“尖峰时刻”。

姜希猛认为这并非继续新建煤电的理由,目前新增煤电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政府上大项目、追逐投资的路径依赖。

因此,他建议由国家能源局牵头,编制各省市煤电产业碳达峰和碳中和路线图,率先在煤电项目经济性和环境资源受限的地区实施“不新增煤电装机”,并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推广到全国。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0年全国弃风、弃光电量分别为166.1亿、52.6亿千瓦时。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呼吁,维护新能源企业的利益,“弃风弃光不应成为完成减排承诺绊脚石”。

应该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纳入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电网的考核范围。2020年7月,河北省枣强县。中国光伏装机总量全球第一,光伏板也装到了村民的屋顶。

(新华社/图)针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在提案中建议,可以推进新能源发电与电化学储能协同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新疆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则认为,可以在新能源基地边直接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集群,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碳中和示范工程。如果说碳监测和煤电达峰是典型的政府行为,是“看得见的手”。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不过,这只手还有些孱弱。我国碳市场试点从2013年的深圳发起,逐渐扩展到8省市。

据中信证券发布的碳达峰系列报告数据,试点7年后,2020年8个地区碳市场合计成交只有16亿元,多数地区交易均价在20-40元/吨。与之对比,欧盟碳市场的碳排放权价格已达30欧元(232元人民币)/吨。地方碳市场试点已有多年,碳中和的议题早已进入金融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注意到,以现货交易为主,金融化程度不高,是我国碳市场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欧盟、美国等碳市场在建设之初就内置金融功能,一开始就是现货期货一体化市场;而中国碳市场的金融属性一直未予明确,虽然如深圳等部分试点推出了包括碳衍生品的碳金融产品,但交易规模很小。他建议赋予碳市场金融属性以刺激市场活跃度,生态环境部门重点负责“一级市场配额管理”,而由金融部门对碳交易的二级市场进行金融监管。

“每每到6月碳配额清缴时,碳市场交易量偏多,价格突涨,而平时交易冷清,导致价格波动很大。李志青认为,企业在平时无法预估自己还缺多少碳排放权,只有到临清缴时才能确定,导致平时交易缺乏标的物。加强碳市场的金融属性,开发碳交易金融衍生品,就可以形成一定的对冲机制,提高企业平时交易的积极性。

金鹏辉建议完善碳市场法律法规制度、金融机构、碳资产管理公司等非控排主体的市场准入资格等。此外,要明确碳减排中长期路径,制定可行的年度减排计划。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碳市场对每年减排计划的贡献率及相应配额目标。

李志青亦指出,如果赋予碳交易金融属性,还要加强相应监管,确保碳市场服务于减排的总体目标,而非投机套利。姜希猛则认为,无论是新能源替代还是碳市场,都是从碳排放的“供给侧”寻求解决路径。而在碳排放的“需求侧”也即公众环节,也应形成低碳生活的社会共识。

“未来能源结构转型后,新能源发电要支撑大部分社会需求,所付出的努力将比火电高许多。我们更应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身边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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